张苏明 殷小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 (430030)

脑出血发病率、死亡率和致残率均较高，但目前为止尚无肯定、有效的治疗方法，同时对基础研究也远远地落后于脑缺血。近年来脑出血的研究又有新进展，结合国内及我中心近年来的工作对脑出血系列研究综述如下。

一、 脑出血的动物模型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脑出血动物模型，种类较多，运用的动物有狗、猫、猪、兔、猴、猿、狒狒及啮齿类等，常用的主要有四大类型，不同的类型均有各自的特点和应用范围。
1.注入胶原酶
该方法是在立体定位下用微量注射泵向脑组织中注入VII型胶原酶溶液，引导脑出血。胶原酶是一种金属蛋白酶，能够分解细胞间基质和血管基底膜上的胶原蛋白，破坏血脑屏障。血管壁受损后引起渗血，血液逐渐集聚，约4h出血区融合成血肿。血肿的大小由胶原酶的量决定。1990年由Rosenberg等首先报道，注入0.5U凝血酶于200～300克SD大鼠的尾状核。1998年Clark等注入0.07U胶原酶于26～36g的雄性Swiss albino小鼠尾状核内制成脑出血模型。该模型操作简单，所产生的出血大小、形态及部位基本一致，重复性好。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产生出血，出血区为弥散性渗血区，与临床自发性脑出血的血肿性状不同。Chesney认为该模型适于脑出血后神经功能恢复的研究和治疗方法的评价，不宜用于血肿的演变、血肿及其分解产物的作用研究。我们已进行了这种模型的基础研究。
2.直接注血
有注入动脉血，亦有注入静脉血。1994年Yang等在立体定位下将100μL新鲜的自体动脉血注入250～350g的SD大鼠尾壳核内，制成自体血脑出血模型。该模型的关键是：应以较低压力（<100mmHg）缓慢（5min）注血以控制血肿大小一致。1996年Wagner等采用6～8Kg的乳猪，在全麻、气管插管、呼吸机通气、股动脉插管取血及监测血压、血气等条件下，用三通开关分别连接立体定向插到尾状核，从股动脉抽取10mL自体血注入肝素化的硅胶管后，15min左右将1.7mL血液，制成脑叶出血模型。该模型对小动物难控制血肿的大小，大动物相对好操作；比较接近人脑出血的病理过程，适用于脑水肿的形成及其性质、继发性脑白质损伤和干预措施的研究。同时注入了少量的肝素抑制凝血酶的作用可减轻脑水肿，因此多认为脑内注射不抗凝的自体血更能模拟人体ICH的病理生理变化，但因血液凝固增加操作难道。该模型的优点是：（1）猪脑体积大、沟回深、白质发育好，健康状态一致、费用较低。（2）产生的出血量是啮齿大鼠脑出血模型的20～30被。（3）猪白质体积较大，血肿中的血清析出能够在血肿周围聚积促发脑水肿。我们制作该模型的体会是注血压力应均匀，分次注血，注血后等几分钟再拔注血管可以减少脑室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发生。
3.自发性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
自发性高血压动脉硬化性脑出血模型（SHPsp）是目前研究脑出血最理想的模型，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过程与人脑出血非常接近，但它有严格的遗传局限性，饲养困难，易变种或断种。广州的黄如训等用直径为0.3mm的银夹钳夹80～100g SD大鼠的双侧肾动脉(RHRsp)，制作出一种易卒中肾性高血压大鼠模型；61.8％的大鼠自发产生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和混合性卒中。这两种模型的卒中类型和部位不易控制，出血量无法控制，使实验研究的标化困难，增加了实验难度。SHPsp因价格昂贵、来源困难而应用受限。RHRsp易于建立、价格低廉、无遗传缺陷，无须人工诱导，可用正常大鼠作对照，但自发性脑出血发生率较低。
4.脑内注入填充物
其原理是利用立体定向手术在脑内植入一些惰性物质如微气囊、油和石蜡的混合物来模拟血肿的占位效应。20世纪80年代常用给动物脑内埋入微气囊的方法来研究ICH时周边组织的病理变化。Nath等发现大鼠脑内置入25μl的微气囊可导致皮层的缺血性损害, Mendelow等发现微囊置入引起的脑损害不及自体血明显。可见微气囊法只是达到颅内占位效应，用于研究灶周继发性脑缺血损伤、颅内压的相关研究较好，不能模拟ICH的病理生理过程,现已较少采用。

二、脑出血后灶周水肿的性质
    脑出血后灶周水肿的形成机制较复杂，结合国外以及同济医院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在以下方面有较肯定的结论。
1. 血块收缩、血清成分析出是形成超早期血肿周围病灶的主要原因
在国外及我们的研究中均发现脑出血后1-4h内2/3的患者头颅CT显示血肿周围的低密度病灶，传统观念认为这种病灶是快速出现的血管源性或细胞毒性水肿，但很难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会形成明显的脑水肿。有学者发现猪脑叶出血后1h血肿灶周即可检测到血清成分，但BBB完整。在我们对患者及猪脑出血超早期的动态MR研究中发现，超早期T1、T2可显示灶周的水样信号，DWI显示灶周ADC值升高，但电镜未发现血管内皮细胞开放，3h之内Evan’s蓝不能通过BBB而出现在灶周组织，即超早期无血管源性脑水肿的证据。同时尚发现中等量的出血灶周无ADC值的降低，说明不存在细胞毒性损害。当脑内注射肝素抗凝的血液时则不形成在超早期不形成这种灶周病灶，这些结果均提示这中水样物质是血块收缩释放出的血清成，而非真正意义的脑水肿。此外我们在临床微创血肿引流术中发现，当穿刺针位于血肿周边时常常可以引流出较多的淡红色以及半固态的血液，而位于血肿中心时引流效果差，须借助于尿激酶的溶解作用，因此对此病灶形成机制的阐明对微创血肿引流治疗有指导意义。

2. 脑出血后灶周以血管源性水肿为主，仅在大量出血时存在细胞毒性损害
长期以来，由于研究方法、观察时机、动物模型等的不同，对脑出血后灶周水肿性质的研究存在较多的争议。随着PET、功能性磁共振等先进设备的应用，可在体动态观察灶周组织的代谢、血流变化，为脑水肿性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猪中等量的脑叶出血后1-7d灶周仅见血管源性水肿，灶周组织的1H-MRS研究也未看到明显的乳酸峰；但大量出血时灶周可看到ADC值升高与降低并存现象，波谱分析发现不管是在发病后60min内或24h均可看到灶周组织典型的乳酸双峰，以上结果说明脑出血后灶周以血管源性水肿为主，但大量出血时同时存在细胞毒性水肿，这与国外的临床个例报道相吻合。
3. 血肿内释放出的血液成分，如凝血酶等是导致灶周水肿的主要原因
    血液凝固后可释放出大量凝血酶，通过病理、脑血流检测等方法证实，凝血酶可引起脑组织的破坏。我们用4.7 T的MR动态观察了大鼠尾状核注射10U凝血酶对组织水肿、BBB破坏等的影响，发现凝血酶可引起大鼠BBB的广泛破坏和严重的血管源性脑水肿，引起中性白细胞的早期浸润。国外研究尚发现凝血酶特异性拮抗剂如水蛭素可阻断凝血酶对组织的损伤，相信不久的将来水蛭素将用于临床。

三、灶周损伤机制
1. 凝血酶是脑出血早期形成脑水肿的重要因素 
注入凝血酶可以诱发脑水肿的形成，运用凝血酶抑制剂又可以减轻脑水肿的发生。有动物实验将全血或加有凝血酶原复合物的血浆注入脑基底节可诱发脑水肿，同样的实验注入未凝血的血浆或血清则未能诱发水肿的形成。还有实验加入凝血酶拮抗剂水蛭素(hirudin)、a-NAPAP、肝素等可抑制脑水肿的形成。还有研究提示凝血酶的作用是双向的，低浓度的凝血酶通过凝血酶受体促进基因表达和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的生长，从而拮抗外伤、低血糖、营养剥夺和氧化应激反应；高浓度的凝血酶会导致神经细胞的凋亡。
2. 在脑出血中、晚期血红蛋白及其分解产物对脑水肿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游离血红蛋白能够催化各种氧化反应和过氧化反应，而其分解产物氯化血红素和铁离子亦具有细胞毒性作用。Xi分别将全血、压积红细胞、溶解红细胞、血红蛋白和凝血酶注入鼠基底节，然后在不同时间点检测脑组织水分及盐离子的含量。结果溶解红细胞组在24h可产生明显的脑水肿；血红蛋白组可以模拟脑水肿的形成；凝血酶组在24～48h水肿达到高峰；压积红细胞组在3 d后才有明显的脑水肿形成。
3. 灶周半暗带与再灌注损伤
血肿周围脑组织因血肿的压迫，使局部微循环障碍，有研究提出灶周半暗带的假说，提示灶周缺血性改变。Mayer以CT观察脑水肿和SPECT研究脑出血病人灶周rCBF，发现早期rCBF下降，72h的脑血流恢复正常，而水肿此时加重。我们以MRS观察猪脑叶出血的实验亦提示灶周的代谢障碍。

四、脑出血微创治疗
1. 脑出血手术治疗的评价
1.1手术治疗的临床对照研究
脑出血的手术治疗价值目前尚无结论。Fernandes 等对7宗临床对照研究进行Meta分析，发现仅Auer等报道的超声介导的内窥镜血肿清除术提示手术治疗降低脑叶出血和大于50ml的出血的死亡率，对小于50ml的血肿术后6个月功能恢复却不及药物治疗，丘脑和基底节出血结果亦不及药物治疗组，且其样本偏小（n=17）、非盲法。样本最大180例研究，由于未行CT检查，无临床意义。Mario等对早期立体定向抽吸引流术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提示3个月该方法的NIHSS评分不及药物治疗组，且其样本太小（n=20）不能从不同的血肿亚型作统计学分析。其余临床研究3宗提示开颅手术与药物治疗无明显差别，1宗提示开颅手术治疗不及药物治疗。总之，虽然美国及我国每年仍有大量的脑出血患者接受开颅血肿清除术，但并未证实其有效性。欧洲最新的一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提示立体定向血肿抽吸引流术能有效地清除血肿、改善预后。国内卫生部脑防办正在开展脑出血血肿抽吸引流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有待于今年总结。
1.2抽吸引流治疗
小创伤的手术方式有取代传统的开颅血肿清除术之势，却缺乏统一规范的处理原则。主要有如下六个系列：①以传统的开颅手术为基础施行的小骨窗血肿清除术，但创伤大，需手术室内进行，对脑叶出血较合适，对活动性出血可以直视下止血。②超声引导的血肿清除术，亦需开骨窗，对血肿清除的量可实时评估。③MRI引导的简易立体定向血肿清除术，不能术中实时引导，术后引流管对MRI成像干扰大，且普通序列超早期诊断敏感性不高。④碎吸穿刺技术，其亦需小骨窗开颅，利用阿基米得原理继以螺旋钢丝捣碎血肿，同时负压吸引以吸引出血块。其主要弊端是螺旋钢丝捣碎血肿时易损伤血管，同时负压吸引亦易致再出血，血肿中的纤维蛋白易缠结在钢丝上引起堵管。在同济医院的研究中未发现其优越性。⑤以简易手锥或小颅钻锥颅，插入引流管抽吸血肿并注入尿激酶液化血肿，置引流管易引起重复损伤，且软管不固定、易堵管。⑥北京的贾保祥教授和万特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微创颅内血肿抽吸引流术，利用YL-1型颅内血肿粉碎穿刺针（专利器械）和生化酶技术对颅内血肿进行冲洗、液化、引流以达到消除颅内血肿的目的，且设备要求简单、费用低、病床边可以进行；主要优点是：金属引流管管径仅4mm，具有固定性、密闭性好、创伤小等优点，冲洗针射出的液流呈雾状使液体作用于血块的面积大，引流效果好；其主要缺陷是非直视下操作和不能有效止血,复查CT时金属针的伪影对图像的干扰。
2. 血肿抽吸引流的理论依据和目的
临床和动物实验均证实脑出血后血肿周围组织水肿的体积可以超出血肿体积的几倍。Broderick[7]等研究认为脑出血量、脑室出血量和首次GCS评分是预测30 d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多组动物实验研究均证实了血肿抽吸引流治疗可有效清除出血、减轻脑水肿程度、改善局部血流、减少血肿周围神经元损伤程度。Nguyen等以CT引导的立体定向治疗深部脑出血，认为血肿减少70%即可达到治疗效果，中线移位程度也可判断治疗效果。通过规范化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微创血肿引流术可有效减轻出血量在30-60ml的基底节区（不包括丘脑）出血患者10-14 d的灶周水肿和中线移位程度，有效的部分清除血肿。在猪脑出血后3.5 h血肿内注入tPA并抽吸血块,证实有利于抽吸，使灶周水肿减轻。已证实血肿分解产物有神经毒性作用是形成脑水肿的主要原因。随着脑水肿程度的增加颅内压逐渐升高，乃至脑疝而危及生命。因此血肿抽吸引流治疗可部分降低颅内压，同时由于大量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的血清成分被引流，冲洗液还可以稀释或拮抗细胞毒性物质，达到减轻脑水肿的目的。亚急性期还可以减少血红蛋白及其崩解产物亚铁离子等的神经毒作用。总之，微创血肿引流的目的有二：①降低颅内压  有效的引流血肿及血肿释放出的半固态成分、降低颅内压和减轻继发性脑水肿，挽救患者生命；②改善功能  当瘫痪严重时，为了改善功能，也应积极引流。当无以上两种情况时，如血肿较小或位于相对静区如脑叶出血虽然血肿较大，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瘫痪不严重，均不需引流治疗。
3. 抽吸引流治疗的临床研究
3.1治疗程序及血肿液化剂
血肿抽吸引流治疗操作程序目前尚不规范，血肿液化剂的运用更需要客观评估。Montes等前瞻性地研究12例幕上血肿大于25ml的病人，行CT引导的血肿抽吸引流术，术中注入尿激酶5000～10000IU，每6～8 h重复一次，观察病人的血肿抽吸情况、尿激酶及其副作用、存活者与功能障碍恢复情况；认为这种治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尿激酶使用无继发出血等副作用，提出需从药物剂量、治疗价值、功能障碍恢复方面大样本的对照研究。Tyler等以简易的无支架的MRI引导的立体定向器械治疗10例急性或亚急性颅内血肿病人，术中行MRI引导，所有病人抽吸出70%-90%的血肿，2例血肿内注入t-PA,所有病人均不同程度地改善血压、言语和认知能力，认为MRI引导的立体定向血肿抽吸手术是安全有潜力的治疗方法。术中用rtPA、链激酶、低分子肝素、人工脑脊液等液化血肿亦有应用于临床的报道。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猪脑出血后30-60min血肿内注射肝素引起血肿的明显扩大，得到动态MR和病理的证实。对临床应用的安全性有待探讨。
3.2继续出血与再出血及手术适应症
Bae等发现高血压脑出血血肿增大主要发生在丘脑和壳核，认为慢性高血压及脑动脉淀粉洋变是继续出血的主要原因； Neau等认为脑叶出血和年轻是复发性脑出血的主要危险因素，脑出血后控制血压有助于预防再出血。Fujii等观察419例脑出血病人发现60例（14.3%）血肿扩大；Kazui[12]等研究发现83%的继续出血发生于6 h以内，17%发生于6～24 h，24～48 h继续出血的可能性很小。Brott等观察一组3 h内入院的病人，入院1 h复查CT发现26%的病人血肿体积增加三分之一。以往脑出血的手术指征主要依据CT或MRI提供的形态学改变，Pierre等认为皮层下血肿手术治疗可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而深在的、丘脑出血则无益。颅内血肿抽吸引流术仅存在微小的针道损伤，对深在的幕上出血和小脑出血均可以施行，相对适应症宽；又因病人的不同时期血肿的状态不一（固态、液态、胶态）至引流的效果不一，而且血肿的压迫效应有利于破裂的血管止血，超早期手术不利于止血而便于引流；且颅内血肿抽吸引流术是非直视下操作和不能有效止血，故目前最佳的引流时机极待研究和规范。我们用MRI动态观察了乳猪脑叶出血后血肿周围的水肿变化规律，发现灶周水肿在24 h达高峰，但一周后才有所减轻。这与Wagner等的研究类似。可见早期引流可能更有利。由于超早期引流可能并发严重的再出血，有学者认为引流后常规血肿内注射凝血酶，由于其有明显的神经毒性作用，对凝血酶局部使用的价值有待进一步评价。
3.3手术时机
Gong等以注入自体血大鼠脑出血模型，观察出血后6h、1d、3d、7d和14d以双标法标记的灶周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凋亡和Caspase-3的活性，结果表明灶周细胞的丧失与Caspase-3的活性有关。Deinsberger等研究大鼠自体出血模型，于出血后30、120 min注入rtPA并保留30 min后抽吸血肿，6 h后以放射自显影法检测脑血流，发现rtPA治疗的大鼠缺血的脑体积较生理盐水组明显减少，而与治疗时间无关，认为局部用rtPA的抽吸治疗可以减轻出血后继发性脑缺血。Hickenbottom采用两次注入法注入自体血脑出血模型，以免疫组化、EMSA、TUNEL和Western blot 等方法观察不同时间点的灶周组织及病灶对侧的脑组织的细胞损伤和凋亡，结果表明脑出血后灶周细胞死亡的病理生物学与NF-kappaB的活性有关。脑出血急性期灶周继发性神经元凋亡、神经元损伤与代谢障碍在3-6h内较轻，在24-48h这些改变明显加重。我们推测宜尽早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从始动环节上抑制或减轻继发性损伤。

五、微创治疗对脑血流动力学的影响——TCD研究
    临床和动物实验研究均发现，虽然中等量的脑出血并不引起灶周组织血流量的严重下降，即未达到脑缺血阈值水平而造成缺血性损害，但可引起双侧半球的广泛低灌注状态，因此改善脑灌注可能有利于机体功能的恢复。我们近年来对脑出血微创治疗前后脑血流的变化（TCD研究）。
1. ICP增高时TCD的频谱形态及参数值
    脑出血引起ICP增高时TCD的频谱形态往往具有特征性表现。Hassler的研究认为在ICP升高的初期仅Vd波幅下降，Vs变化不明显，即所谓“高阻力血流”图形；如ICP升高等于舒张压则Vd接近于零，Vs亦下降，呈现一尖锐的收缩峰，即“针尖状”图形；如ICP升高介于舒张压和收缩压之间则Vs为降低的正向波，而Vd为负向波，即“振荡血流或来去血流”图形；当ICP升高至收缩压时，Vs进一步降低，Vd为零，甚至频谱图零位线上下均为无血流信号。
ICP增高的各期Vd、Vs、Vm值均降低，尤以前者突出，PI、RI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Homburg等研究发现PI与ICP呈正相关，其相关关系方程为PI=0.716e0.024ICP，且ICP在5-60mmHg区间内近似直线关系。同时还发现Vd下降最明显，是最敏感的参数。
2.临床应用
2.1 ICP的监测
    有TCD研究结果报道脑出血量以30ml为界值，当出血量大于30ml脑血液循环发生特征性改变，即双侧不对称的脑血流动力学改变。发病急性期TCD监测有利于估计血肿量、是否继续出血、再出血及出现脑水肿及其发展情况，便于对病人的病情作出正确的估价以指导选择治疗方案，还可以帮助判断预后。Hassler等总结ICP增高时的典型TCD频谱特点，认为只有在“高阻力血流”时ICP增高的治疗有效，此为ICP变化是否可逆的指标，如出现“振荡、针尖状血流”则治疗效果极差。
2.2脱水药运用前后的评估
    ICH患者颅内压可以是局灶性升高，亦可以是弥漫性增高，药物降颅压治疗为常用的且经典的治疗方法。不同的脱水药、不同的剂量、不同的治疗时间点的脱水效果及其副作用如何目前争议较多。Treib等以TCD、ICP监测来评估甘露醇、山梨醇及甘油的脱水作用及其对脑循环的影响，发现三者均使Vm增加，尤以甘油最明显；健侧和患侧PI值均降低，且三者之间无明显差异。Kirkpatrick等以TCD和激光多普勒监测14例弥漫性颅脑外伤病人，发现甘露醇增加CPP，降低ICP，认为TCD床边监护能有效的评估昏迷病人的治疗效果。邱昕等动态观察脑出血患者甘露醇降颅压的高峰时间为用药后45 min，随后ICP又逐渐升高。
2.3评估脑出血的微创治疗和降血压治疗
一般认为脑出血后血压升高为生理性的保护反射（Cushing反应），可拮抗颅内压升高引起的脑灌注下降。Ferring等报道一19岁男性严重颅脑外伤后血压升高，描述这有益于CPP。我们动态监测了14 d脑出血患者的血压及其经血肿抽吸引流术和内科药物治疗的TCD参数变化。发现脑出血患者治疗过程中血压逐渐下降，双侧MCA流速呈先降后升，双侧PI值呈先升后降。药物组MCA流速于一周内呈下降改变而第2周开始升高，PI值改变与之相反；手术组第7天MCA流速即开始升高，PI值降低，且在第14天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手术组血压下降幅度较保守组大，第14天收缩压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认为微创血肿引流术可显著性改善脑出血患者的脑灌注，而急性期的降血压治疗不利于脑灌注。

六、干细胞治疗脑出血的实验研究
1.神经干细胞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实验进展：
目前神经干细胞已经得到成功分离、纯化和传代，动物实验证明神经干细胞移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脑缺血损伤。小鼠出生后脑室注射外源性神经干细胞,7 d后给予缺血损伤可诱导外源神经干细胞一过性增殖,2～5周后可见NSCs集中分布在梗死腔周围,并在半暗区发现外源神经干细胞分化的神经元和少突胶质细胞增多。Veizovic等发现,60 minMCAO两周后,MPH36神经干细胞系移植到缺血侧纹状体和皮质的8个位点,接受移植的动物在18周内,其感觉运动障碍恢复至假手术组相同水平;而移植到缺血对侧,可见神经干细胞向缺血侧的迁移,且显著减小梗死体积。Sinden等也发现成年大鼠全脑缺血15 min产生的功能障碍可被MHP36细胞系抑制消除。该干细胞系还可有效地治疗脑缺血后NMDA介导的兴奋毒性海马CA1损伤产生的认知功能障碍。
国内安沂华等报道大鼠胚胎脑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脑出血的实验研究中证实移植后的干细胞在脑内具有向损伤区域迁徙和多向分化能力，移植四周后，BrdU染色可见移植到损伤对侧尾状核内的干细胞向损伤侧迁徙，该细胞群中大量细胞为GFAP染色阳性的星形胶质细胞，未发现tubrlin-β阳性的神经元细胞。移植到血肿侧的干细胞环绕血肿灶排列，镜下可见大量的GFAP阳性的星形胶质细胞，周边可见少量tuberlin-β染色阳性的神经元和GalC染色阳性的少突胶质细胞。
吴洪亮、张苏明等的从新生大鼠脑室下区分离并鉴定神经干细胞，经培养扩增后，用Brdu标记培养增殖的神经干细胞，将其移植入经Ⅶ型胶原酶尾状核注射造脑出血模型的大鼠的脑出血同侧的侧脑室中和尾状核。移植后4 d观察发现侧脑室组和尾状核组均见移植细胞存在，证明脑出血大鼠脑内移植神经干细胞可以存活，大部分移植细胞分化成神经元，少部分细胞分化成胶质细胞，侧脑室组与尾状核组分化情况无明显差异。移植细胞出现在侧脑室周围，神经干细胞能有效穿过血脑屏障，做短距离的迁徙。
2.嗅鞘细胞（OECs）移植研究：OECs是一种具有星型胶质细胞和Schwann细胞双重特性的成鞘细胞，能分泌多种促神经元发育、生长、分化、存活的营养因子（如NGF、NT3、NT4、BDNF等），还能分泌促经神经元突起生长的细胞外基质和粘附分子（如FNL1、Tenacisin、Laminin、NCM等）。
2.1. 嗅鞘细胞（OECs）移植治疗脑出血的研究：
唐洲平、张苏明等在脑出血模型成功后3 d进行移植，共移植80万/10µl，血肿边缘上、下各5µl，对照组移植 10µl生理盐水，移植后4w后运动功能评分，分子生物学检测等。
2.2.嗅鞘细胞与神经干细胞联合移植治疗脑出血的研究：
唐洲平、张苏明等在脑出血模型成功后3 d移植，移植 嗅鞘细胞80万＋神经干细胞100万/10µl，位于血肿边缘上、下各5µl，对照组移植神经干细胞100万/10 µl，移植后4w后运动功能评分，分子生物学检测等。
上述两部分研究提示：嗅鞘细胞组运动功能改善较生理盐水组为显著（P>0.05），联合移植组运动功能改善较嗅鞘细胞组为显著（P>0.05）。组织病理学结果提示有相应的良性的改变。工作正在总结中。
间充质干细胞与脑血管病的治疗研究：
3.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脑出血：
同所有的干细胞一样，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s）也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和多向分化潜能。它虽然仅占骨髓单核细胞的0.001%～0.01%，但是却具有惊人的增殖能力。对MSCs的细胞周期的研究发现MSCs中仅有20%的静止细胞(Ｇ0期细胞)，这表明MSCs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于中胚层，具有向中胚层细胞分化的能力；同时，MSCs还可以向外胚层的神经元细胞和内胚层的肝卵圆性细胞分化，但争议很大。展示了MSCs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上也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广阔的可探索应用前景。
3.1张化彪、张苏明等的系列研究提示：所培养细胞经流式细胞仪检测CD90、CD106呈阳性而CD45呈阴性，初步证实是MSCs，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细胞均一性达95%以上，说明细胞均一性较高，可以满足组织工程的需要；体外诱导分化结果显示诱导后的细胞NeuN、GFAP、CNP三者皆呈阳性，表明MSCs在体外可以分化为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样细胞。同时，有Nestin阳性细胞的出现，表明在MSCs转化为了NSCs；免疫追踪技术发现MSCs的迁移主要集中在患侧出血周围、海马区、胼胝体以及大脑皮质的其它部位，同时在健侧也有少量的分布。荧光双标发现，MSCs在脑出血大鼠脑内分化为NeuN和GFAP阳性的神经元和星型胶质细胞，其中在海马处的MSCs大部分分化为神经元，在出血灶周围的MSCs大部分分化为星型胶质细胞；爬行计分结果可见，颈动脉组和侧脑室组的大鼠治疗作用明显。其中侧脑室组效果最好，颈动脉次之，颈静脉几乎没有疗效。
3.2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脑血管病理论基础：①易获得性②体外培养能快速扩增③可自体移植，能免疫耐受④能够与宿主大脑整合并长期存活⑤能够转染和长期表达外源性基因⑥有证据表明MSCs能够穿越血脑屏障，促进R小胶质细胞的形成⑦在脑的微环境中存在一些因素如神经生长因子（NGF）等有保护MSCs在脑中不被破坏，促进其增殖分化的作用。
3.3张化彪、张苏明等人的研究证明：将标记后的MSCs通过颈动脉、颈静脉、侧脑室三种途经植入脑出血大鼠体内，颈动脉组和侧脑室组的移植治疗起了明显的效果，神经功能障碍有明显改善，与模型组和颈静脉组有显著性差异。同时发现，MSCs的迁移主要集中在患侧出血周围、海马区、胼胝体以及大脑皮质的其它部位等，可能是由于这些部位的继发性脑缺血损伤比较严重，进而产生一种使MSCs迁移的趋化因子，导致了MSCs的移行。

参考文献（略）

Different Epidemiological Patterns of VaD and AD in China
ZHANG Zhenxin*, Gwendolyn E.P. Zahner, Gustavo C. Román, HONG Zhen , QU Qiuming , LIU Xiehe , ZHANG Xiaojun, ZHOU Bing ,WU Chengbing , TANG Maoni , HONG Xia, LI Hu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lzheimer’s disease (AD) and Vascular Dementia (VaD) are different diseases, although they share some common risk factors. To better characteristics the epidemiological patterns for AD and VaD,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entity of AD and VaD.

Design: Comparison of epidemiological patterns of AD with VaD was based on a cross-sectional, door-to-door prevalence survey with a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design. Participants: A sample of 34,807 residents ages ≥55 years from 99 rural and 71 urbanized communities of Beijing, Xian, Shanghai, and Chengdu.

Main Outcome Measures: Participants were screened with the Chinese 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Those who screened positive underwent a standardized diagnostic workup. Diagnoses following NINCDS-ADRDA and NINDS-AIREN criteria were confirmed after six months by repeating neuropsychological evaluations. Prevalence odds ratios were estimated in logistic models adjusting for survey design and demographics.

 Results: We identified 732 AD cases and 295 VaD cases.  Prevalence in ages ≥65 was 3.5% (95% CI, 3.0%-3.9%) for AD and 1.1% (95% CI, 0.9%-1.1%) for VaD.  After post-hoc correction for negative screening errors, prevalence increased to 4.8% for AD and remained at 1.1% for VaD .  The different prevalence patterns of AD and VaD in China also show in sex- and age-specific trends,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thnicity, education, and marital status. The varied mean age-of-onset, mean duration from onset to diagnosis and mean HIS for AD and VaD are observed.

Conclusion:  Prevalence patterns of AD and VaD in China are different.